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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的制定及修正简况

编辑日期:2007-09-27     作者:宣主任     点击次数: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至十六大先后制定、修正过十六次党章。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过七部党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特点。1945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一大党纲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纲领》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也对党的组织章程、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个纲领现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C•M•维尔巴编的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版。两种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条。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97至199页收录了这两个版本的译文)
  二大党章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这部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第一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全文收录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508至510页)
  三大修正党章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共六章,三十条。它和二大通过的党章相比较,基本是二大党章原来的结构的内容,只是个别条文的改动。如在关于党员入党手续方面,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党章还分别规定了候补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全文收录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535至537页)
  四大修正党章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章程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并规定从四大开始对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改称为“书记”。(全文收录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五大修正党章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专门讨论修改党章的问题,在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这个修正议决案共有十二章,八十五条,对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许多新的补充和修正,特别是在党的组织系统方面,作出了远较前四个党章详尽系统的规定。其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在我们党的根本法规上,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同时,第一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并规定“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修正章程在“党的中央机关”一章中,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外,还要选举“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体现了加强集体领导的精神。(全文载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415至421页)
  六大党章
  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共十五章,五十三条。六大党章基本保持了五大党章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作了一些调整。六大党章较以前几部党章,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对党员资格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在关于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方面,规定党员及地方组织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全文载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348至354页)
  七大党章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七大党章共有十一章七十条。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党章发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党章的总纲部分。总纲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是每一个党员“一切活动的准则”。总纲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四年来的斗争经验,以简洁的文字阐明了党的性质与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二,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第三,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第四,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全文载于《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569至577页)
  八大党章
  1956年9月26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针对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情况,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此外,八大党章对党的组织机构也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如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增加了要积极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规、法令的状况;明确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等。八大党章还首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写进党章。(全文载于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九大党章
  1969年4月1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方针。九大党章背离了八大党章的正确纲领,在党章中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总纲里充满了个人崇拜的错误。特别是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列入党章,这在党章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九大党章否定了八大已经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接班人的条件。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全文载于1969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十大党章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沿袭了九大党章的总纲和条文,只作了个别的修改和补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全文载于1973年9月2日《人民日报》)
  十一大党章
  1977年8月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它恢复了八大关于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在内容上与九大、十大党章比较作了较多的修改。譬如:在总纲及有关条款中增写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党要认真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等等。但是,由于十一大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十一大党章没能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些错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的纠正。(全文载于1977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十二大党章
  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部党章吸取了历届党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在七大、八大党章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写成的,也是吸取了九大、十大党章的教训并彻底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而写成的。十二大党章的重要特点是:第一,有一个比八大党章更为充实完整的总纲,总纲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加强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定。对毛泽东思想,新党章在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作了比七大更科学的表述。第二,新党章对全体党员、党的干部提出比过去历次党章更加严格的要求。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求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等。第三,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比较具体的规定。而且吸取了历史教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第四,新党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要的改变和新的规定,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还要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规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和副主席,“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第五,对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也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另外,十二大新党章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全文载于1982年9月9日《人民日报》)
  十三大修正党章
  1987年11月1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对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部分条文的内容作了修正。修改部分涉及到十二大党章的十个条款,即第十一、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条。
  十四大党章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有十章,五十条。新党章是对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进一步修正,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其贯穿党章全文。新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是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前进的历史。把这一段历史写入党章,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新党章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载入党章,并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新要求。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议,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鉴此,党章删去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全文载于1992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十五大修正党章
  1997年9月18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次修改党章集中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总纲在原来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之后,对原来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加以调整补充,形成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修正后的党章对第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规定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全文载于1997年9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十六大修正党章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这次党章修改工作,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坚持了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在保持党章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内容作了适当修改或补充完善。十六大对党章作了几项重要修改,第一、党章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第二、对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阐述。第三、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表述作了新的概括。第四、总纲中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指导原则增加了新内容。第五、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第六、对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第七、对党的基层组织的有关规定作了补充和修改。第八、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责和任务作了补充规定。第九、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表述。第十、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
(200602)
反腐倡廉彪炳千秋——中国反腐败斗争记略 

  中新网11月18日电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开幕式上作报告时说,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
  今天的法制日报刊登长篇文章,概括记述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程。本网特转载如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史可以上溯至共和国摇篮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延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反腐倡廉,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反腐倡廉理论,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工作格局。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政党能像我们一样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五年来,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不断深入。我们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全面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事实上,当我们回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五十余年辉煌历程就不难发现,党的和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革命史、建设史,同时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她的执政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就。
  举世瞩目的反腐成就
  近些年来,我们党开展了“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党的十六大决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列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教育,特别是查处成克杰、胡长清等典型案件起到的警示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能力普遍增强。针对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党和政府及时制定了一大批规章制度,用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初步建立。
  十年来,我国各级执纪、执法机关坚决按照党中央部署,重点查办党政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以来共有一百五十余万的党员、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分别受到了各级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的查处。其中不乏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等大案和无锡非法集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厦门特大走私等要案。党心民心为此振奋,社会影响巨大。
  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还着力整治了行业不正之风,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的专项纠风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打击国道、省道“三乱”;狠刹公款出国(境)旅游;规范政府、医药等采购行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遏制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清理和废止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审批、收费项目;民主评议行风等等重大举措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好评。
  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党逐渐意识到,在加大力度打击腐败的同时,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标本兼治,治本工作尤其重要。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军队、政法机关、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了“收支两条线”;建立有形规范的建筑市场;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府公开招标采购;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政务公开;民主评议党政及国企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任前公示和竞争上岗等等,党中央国务院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高效作出了巨大努力。
  我们党和政府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如何,今年3月至5月中纪委在全国21个省、区、市进行的调查结果对此有所反映,69.36%的受访群众认为,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74.44%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成效表示认可,68.86%的群众对逐步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抱有信心。这三个指标比1996年的调查结果分别高出13、12和10个百分点。
  有消息报道说,近几年,“廉政建设”问题在我国城市市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位次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从1997年到2001年,其位次依次是:第3位,第2位,第1位,第5位,第6位。2001年“廉政建设问题”首次跌出前五位,民众关注率也从2000年29%下降为15.4%。专家认为:“这显现出党和政府多年来的反腐工作在民众中收到正面反响。”
  继往开来的英明决策
  2001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在首都京西宾馆举行。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为不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大动力。
  注重思想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全党全军必须遵守的钢铁纪律。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我们党进行的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战争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是与党的生存发展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紧密结合的。人民群众通过党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从自身感受中深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情绪可能滋长,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要求高级干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当李自成,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这些论述丰富了党的反腐倡廉的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他告诫全党,如果失去警觉,可能要毁掉一批干部。他提醒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反腐败要靠制度、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败要从党内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从具体事件抓起;党要接受监督,要有专门机构铁面无私地监督检查;严格维护党的纪律,对违纪违法案件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等等。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同样进行了深入思考。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正确认识党处于执政地位,特别是长期执政及其带来的影响问题。他指出,反腐败关系党心民心,民心向背,决定政党、政权的兴衰存亡。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再一次警示全党,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他曾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并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此,我们党成功地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创造了新时期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这应当说是党建工作的创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期间,我们党进一步确立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全面分析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作出了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论断;制定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明确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基本思路。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反腐败必须坚持全党抓,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强化领导干部反腐败的政治责任。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要加大监督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和英明决策有力地指导了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中国特色的反腐方略
  尉健行同志在中纪委、监察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暨反腐倡廉研讨会上对有中国特色反腐败方略作了总结和概括。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倡廉放到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把握。实践证明,全党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就不断加大,既能惩治腐败,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在任务方面,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牢固建立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实践表明,坚持三项工作格局并根据形势发展赋予新的内容,反腐败工作就能整体推进,协调发展。
  ——在工作方针方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大治本力度,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当前,首先是遏制还在发展的腐败现象,同时要针对产生腐败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在工作部署方面,坚持战略上整体规划,战术上分段实施,坚持把战略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有机结合起来,针对一个时期群众反映强烈、基本具备治理条件、经过努力在短时期内能够取得成果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进行整治,确保抓一项成一项,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在政策方面,坚持对人处理态度慎重,既要严肃执纪执法又要宽严相济。对严重违纪违法又拒不悔改的从重处理;对虽有严重错误但能主动讲清问题并配合组织查清其他人问题的从轻或免予处分;对有一般性错误的给予批评教育帮助其改正,对经查清事实确属被诬陷的干部要予以澄清给予保护。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政策,有利于孤立和打击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支持和保护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好干部。
  ——在依靠力量方面,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
  ——在法制建设方面,加强廉政立法、守法教育和执法检查,使反腐倡廉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些年来,反腐倡廉取得明显成效是与法制建设密不可分的,针对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时制定和完善党内条规和法律法规是新形势下平稳有序推进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可靠保证。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党内条规、法律在反腐倡廉中的保障作用,能够有效减少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坚持全党一起抓,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形成反腐倡廉整体合力的有效机制。
  尉健行同志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斗争方略的精辟概括,反映了党的十四大以来积累的宝贵的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规律的认识,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和正确运用这些基本经验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与时俱进的战略思考
  我们虽然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反腐败斗争的路子,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彻底遏制,重大违纪违法案件还时有发生。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离党和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纯洁。
  江泽民同志曾经这样分析道,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一些地方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江泽民同志的精辟分析,对于正确看清反腐败形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不能做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和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等发生的深刻变化,给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从分配制度的变化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收入差距较大现象不满意,产生心理失衡,这也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虽然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区别,但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体制机构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这也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
  除上述种种客观原因外,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少缺点和问题也是一些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比如,至今仍有个别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个别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等等。
  对上述问题,党中央的认识是清醒的,反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强调:“各级党委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做到清正廉洁,自觉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取得的明显成效,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摘自《杭培网》200211)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仅如此,机器愈推广,分工愈细致,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寻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竟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和工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年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级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舰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象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名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都同样被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偏私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你们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也许你们是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名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诚然”,──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都表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的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身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苟延残喘。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象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相反的态度对待世俗的法国文献。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Entau-Berung)”,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这种把自己的哲学词句硬塞进法国理论的作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现在,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了它那种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地主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末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堂堂代表。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贯彻到底,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式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地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
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对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态度,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对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态度。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